丰台区

[39]事实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一直在不断地成长，正逐步从政治现实中的橡皮图章回归宪法文本中的决策中心。

与人的主观方面毫无联系所发生的事作，则只能是意外事件。④共同过失犯罪人也有主犯和从犯的区别。

李、赵、沈未注意和重视，先后三次组织职工242 人上船压载，当最后一批人员上船时，船体向东急速倾斜翻沉，造成26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万余元。分析：沈、张二人都明知冻兔肉已变质，沈某轻信张会采取措施，张某轻信工人会开制冷机，如果沈某或张某任何一个人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组织、督促开动制冷机，就不会发生冻兔肉严重变质这一危害结果。张某也同样写了一张便条要求工人开机，放在无人值班的机房里，便不再过问此事，致使这批兔肉全部严重变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8万元。分析：罗、范二人都知输油鹤管到时候不关闭，油料会外溢。②共同过失犯罪人的行为也有相互配合的情况，如甲、乙、丙三人酗酒后，甲(非驾驶人员) 向乙要车开，乙坐在驾驶室内让甲开车。

因此，他们在主观上有共同的应当预见和轻信，客观上有共同的过失行为，造成了挖泥船翻沉的严重后果。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很显然，美国法院当时放走了一个坏人，因为真凶至今都未抓到。

这意味着，警官弗尔曼所给出的证据有可能是设计陷害辛普森的，其证据的可采性自然就受到了挑战。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已被当时的法律实践所尊重。首先，要通达司法理性，必须有理由来说服目标听众，就是要讲理。柏拉图把正义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一种恰当的和谐关系。

[14]熊明辉，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第20-25页。（2）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

不管是广义论证，还是狭义论证，经典逻辑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其中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人们通常把法律公正分为三种子类型，即立法公正、司法公正和执法公正。随后，以涉嫌故意杀害妻子为由，公安机关将佘祥林拘捕。前者是演绎逻辑所要求的推理标准，后者主要是归纳逻辑给出的推理要求。

但同样的证据，如果放在民事审判背景下，情况就会不一样，也正是基于这些证据，在民事审判时辛普森被判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张继成认为，只有进行价值判断，才能打开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通道，避免出现‘中词不同一或不合‘实质正义的错误。（6）都曾经放走了坏人，冤枉了好人。与之相对应，主张也有四种类型：（1）论证者接受且目标听众也接受。

第四种情况是最差的理由类型，这相当于在说废话。在西方，衡平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它源于英美普通法传统，通常被认为是对普通法严厉性的缓和，也就是要允许法庭能够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根据自然法行使正义。

河南省高院于 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从法律原则上来讲，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才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或疑罪从无原则，但根据上述不完全冤借案统计，在此之后这一原则被贯彻得显然是相当不够的。

换句话说，只有充分证据原来的结论不可接受，那么原来的论证将被新的论证取代，而原来论证的结论就被废止。不过，这里的法律逻辑并不是指建立在传统意义的逻辑框架之上而是建立在非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法律论证分析与评价框架。而公平则需要从衡平中去寻找。我们现在可以回去猜测一下，或许辛普森真是杀人凶手，或许弗尔曼也可能因种族歧视而制造了一些证据一心想把辛普森置于死地，但正是因为他制造的证据而使用辛普森逃过了法律制裁。我们可以把这一联合攻关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如下：一个法律论证是好的，当且仅当：（1）前提可接受。其次，要通达司法理性，理由必须能够从逻辑上推导出主张。

[17]康德把逻辑学定义为理性（vernunft）的科学。如果判决1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法院必须是中级人民法院，如果那样，必须由湖北省高院进行终审。

然而， 1995年10月3日，正当全世界有几亿人都停下手中工作来观看辛普森审判判决结果时，等来的是陪审团裁决辛普森无罪。[8]根据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判决权限的最高限定为15年，同时，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荆州地区中院变成了终审。

也就是说，他们在讲理啦。如今，法理学家特别是法学家与逻辑学家开始联合攻关，企图探讨同时从上述四个方面探讨法律论证的分析、评价与建构模型。

当然，这种必然支持并非像演绎逻辑要求那样是永恒的必然支持关系，这种必然支持背后的逻辑基础是可废止推理。他们的目标听众也至少有两类即自己和人民法院。不同文化的伦理道德会产生影响正义的价值观。（4）除孙万刚案是疑罪从无之无罪推定的结果之外，其他案件得以雪冤的原因都是决定性否定证据，要么是被害人生还，要么是抓住了杀人真凶，要么是真凶坦白。

所谓公正即是公平、正义之意。法官理性断案，是实现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前提和基础，而实现司法理性是保证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必要条件。

作为人民法院来讲，一份判决书要有理由来说服其目标听众至少有五类：自己、被告方、上级法院、法律人以及更广义的普遍听众。在英语中，平等是另一个单词equality。

这就是辛普森之所以被判无罪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中，分析标准和方法就是今天所讲的演绎逻辑或形式逻辑标准和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价值理性始终是法律人关心的核心问题。要想通达司法公正，首先必须做到司法理性，而法律论证则是通往司法理性的桥梁。到底哪个英文术语更能代表汉语中的理性的意义呢？我们认为，哪个都不能代表，因为汉语中的理性应该包括这三个英文术语的含义。什么是正义呢？这也是没有一个统一定义的概念，许多伟大法哲学家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2]有学者说，公平是相对于民事审判而言的，而正义是相对于刑事审判而言的。[23]根据亚里士多证德的观点，论证评价的一般标准有三条即分析标准、论辩标准和修辞标准，相应地，论证评价的一般方法有分析方法、论辩方法和修辞方法。

1989年发生在四川的罗开友杀妻案的被告人就是在被收审21个月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的。[11]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应该具有这种理性，因为他们确实肩负着实现公正的社会使命。

要知道，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三个论证主体都应当首先要把自己当作第一目标听众，也就是要求公安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在司法决策过程中都要有理由说服自己，不能只喊口号或者只发表主张，不作论证。然而，在法律审判中并非完全如此，或者说，所有法律审判都会面临公正问题，即公平与正义问题。